林毅夫，男，原名林正義，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八、九、十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於2005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階副行長。2012年6月，世界銀行副總裁的任期已屆滿。林毅夫成為62年以來，首位來自歐美國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
事實上，他是地道的臺灣本省人，當年曾是臺灣軍中寵兒，蔣經國專門接見他。時至今日，人們仍難以理解，是什麼使他拋妻離子，放棄前程，冒著生命危險，“泅渡”回大陸。隨後他的人生經歷也傳奇般的被改變，事業如是，姻緣亦如是。
1946年以來，首次有中國人走上這個以現代西方經濟學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國際頂尖講壇。林毅夫沒有意識到，數日後，在10月離任的前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法國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來電詢問，是否願意成為他的繼任者？世行為挑選新的首席經濟學家成立了一個小組，布吉尼翁是其中的成員，他並不是以個人身份發出邀請。
“我感到驚喜。”林毅夫說，“世行是最重要的國際發展機構，它的首席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家在國際上最高的公共職務，一般是大師級的學者擔任。我出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完全沒有想過！”
這是一個不尋常的任命：62年以來，他是首位來自歐美國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經濟學家；而在30多年前，中國對世行的定義還是“美帝國主義操縱的經濟侵略的工具”。
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34年之前，他還是臺灣最有前途的軍官林正誼，駐防在金門最前線。
回來是一種理性選擇
1952年，林毅夫生於我國臺灣省宜蘭縣。1975年，林毅夫以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於陸軍官校正期生44期步兵科，隨即留校擔任學生連排長，第二年考上國防公費臺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1978年獲政大企管碩士，隨即返回軍中。
由於他先後從軍校和政治大學畢業，林正誼成了軍中寵兒。蔣經國專門接見他，並囑人關照。隨後，他被派往金門，擔任陸軍上尉連長，負責接待外賓參觀第一線連的任務。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誼遊過兩千多米的臺灣海峽，抵達對岸的廈門，更名為“林毅夫”。多年後臺灣媒體披露，當時與他一同失蹤的物品包括“兩個籃球、一面連旗、一件救生衣、一個指南針”。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個孩子還在妻子腹中。但有意思的是，23年後，臺灣軍方才釋出了對其“投敵”的通緝令。
時至今日，人們仍難以理解：這個地道的臺灣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鄉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陸，經歷了十年動盪，經濟凋敝，將走向何處，一切都未確定，亦非樂土。是什麼使他拋妻離子，放棄前程，冒著生命危險前往？
一位北大學生回憶，林毅夫有一次談及當年時曾說，“當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祖國的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希望在對岸。再待在臺灣，內心不安。”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天林毅夫以這樣的句子，解釋當年的抉擇，“得失之間並沒有那麼難。”
但也有另一種盛傳的說法
在第一線連，林毅夫經常悄悄地收聽大陸電臺，對祖國大陸充滿了無限嚮往。然而，臺灣海峽如一道屏障，使他心中的“大中國思想”無法實現。
當時，上尉林正誼曾聽人說，金東題旅部某連有一名搜尋排長，曾成功泅水到對岸。當時這名排長事前向蛙人借了“蛙鞋”，只說要下海學游泳，泅水的當晚到一家小店吃了一碗綠豆湯，第二天一早對岸就廣播，宣佈那名排長“起義歸來”。這個故事給了林毅夫極大的啟發。
林身材高大健壯，平素愛打籃球，且技術超群。按照當時盛傳的說法，1979年5月16日傍晚時分，林毅夫“假傳演習命令”，下達宵禁令，由連傳令兵通知沿海崗哨，不準駐防馬山播音站的官兵在夜晚點名後走出營房；若發現有人下海游泳，嚴禁開槍射殺，以讓游泳者順利泅水“叛逃”對岸；即使聽到槍聲，也不準一探究竟。其實，那個“游泳者”不是別人，正是下達宵禁令的林毅夫。
林毅夫光著膀子，整晚都身著短褲，以打籃球消磨時間。隨後，他悄悄地抱著兩隻籃球下了海，依靠籃球的浮力，加上強健的體魄，沉浮之間，他順利到達祖國大陸。
他成為1978年後首位歸國的經濟學博士
或許是巧合，他回來後的兩個月裡，兩項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的變革先後出現——1979年6月15日，萬里在安徽鳳陽縣農村考察，肯定了當地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嘗試；7月15日，爭論不休中，鄧小平決定“不爭論”，宣佈設立深圳等四個特區。
林毅夫此後的經歷，依然不平常。為了解中國社會生活，他就讀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只是，當時的國內，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的引進，還要在幾年之後，此時的林毅夫，還不知他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世行則在第二年來到中國。1980年中國恢復了在世行的席位，世行開始派遣官員到中國，為中國政府培訓幹部。人們回憶，長期與世隔絕之後，最初的中外交流頗為生澀：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被譯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點(break even point)則是“破碎了摸平的一點”。
瞭解一些西方經濟學又通曉英文的林毅夫贏得了意外的禮物：他為到訪北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擔任翻譯，對他印象深刻的舒爾茨主動邀請他到美國留學。
1982－1986年，在盛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自由主義和嚴謹的數理分析著稱的芝加哥大學裡，林毅夫“幾乎四年沒出校門”，從這個西方經濟學的麥加開始了經濟學家生涯。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農村改革：理論與實證》被舒爾茨評價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經典之作。
1987年，放棄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教職和世行等多家國際機構的工作機會，林毅夫帶著三十多箱英文資料回到中國，成為1978年後首位歸國的經濟學博士。許多人為他惋惜——中國沒有研究夥伴，沒有討論和交流，甚至資料都難以蒐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麼？就是要對不能解釋的現象給出合理的解釋。中國有的是這樣的經濟現象，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說，關於回來的決定，他“一點掙扎都沒有”。
同樣從海外回來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盧鋒說，他贊同林毅夫的一個說法，“我們不要完全講犧牲精神。回來是一種選擇，是認為從長期而言對自己有利的選擇。經濟學的理性要用在經濟學家自己身上。”
清華－布魯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記得林當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給木板鑽孔，從薄處入手更容易有收穫。”對中國經濟學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國是理性選擇——這裡是“經濟現象的金礦”，而1980年代的西方經濟學界，少有人瞭解中國。
二十年來，幾乎沒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現實也慷慨回饋：改革開放以來，他最早在國際頂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數量可觀。回到本土，以規範的經濟學方法研究本土問題，併為國際承認。“他是我們的先行者。”肖耿說。
破鏡重圓在他鄉
林毅夫失蹤時，已是一個三歲兒子的父親，妻子陳雲英腹中又身懷六甲。
陳雲英與林毅夫第一次見面是在大學聯誼會上，當時陳雲英就讀於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他們一見如故，後來兩人有了更多精神上的接觸和溝通。儘管雙方家庭的差距很大，但陳雲英從林毅夫的言談中，覺得林毅夫是個關懷民眾、胸襟寬廣的人，內心為之深深吸引，以至於陳雲英總有一種“他就是我”的感覺。
1975年，陳雲英畢業後，林毅夫送給她的畢業禮物是一套中國錦繡河山畫冊。陳雲英很快即與林毅夫結婚，第二年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陳雲英在一所中學裡教授語文。一天下課回到家裡，林毅夫給陳雲英端來一杯開水，然後坐在她身邊，一本正經地說：“如果我不見了，你可能要像王寶釧一樣，苦守寒窯十八年……”陳雲英以為只是一句玩笑話，沒想到1979年5月16日夜裡林毅夫真的突然不見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舒爾茨的邀請，讓林毅夫於1982年，赴美留學。踏上美利堅國土地後，林毅夫立即通知在臺灣的妻子來美國相見。
突然接到林毅夫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訊息，陳雲英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已通過了兩個託福考試，準備赴美讀碩士。當陳雲英輾轉趕到美國見到丈夫時，兩人抱頭痛哭。
夫妻兩人在一起僅僅幾天，卻又要分別了。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學讀經濟，陳雲英則到華盛頓大學讀教育，兩地相距甚遠，很難經常見面。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們的一雙兒女，仍然留在臺灣，要半年後才能接來美國。相聚的喜悅很快就被思念兒女的愁苦所壓倒。陳雲英上課之餘，常常望著兒女的照片發呆，也常常淚水漣漣，她把所有的思念都融到了家信當中。孩子太小，認字很少，她就剪貼了一些漂亮的卡通畫，經過加工，寫些簡單的漢字和拼音，讓孩子們一看就知道這是媽媽從美國的來信。
半年後，一家4口終於在美國團聚了。陳雲英從小受中國文化的薰陶，深知相夫教子為本職之一。於是她一邊讀書，一邊撫育孩子。經常是陳雲英一邊兩手按著打字機鍵盤做作業，一邊把頭轉向孩子大叫：“別吵了，媽媽要讀書。”陳雲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以一年半時間得到了特殊教育碩士學位的。她再讀博士時，沒辦法時時照顧孩子了，只好把他們反鎖在家裡，這在美國是不允許的。無奈中陳雲英只好囑咐孩子：“媽媽不在家時，無論誰叫門都不要開，有人來電話，你們千萬不要說媽媽不在家，就說媽媽在睡覺。”直到現在，她在美國的朋友還說：“我們都覺得很奇怪，你怎麼老在睡覺。”就連陳雲英的導師當時也覺得不可思議，這個勤奮的中國學生怎麼老睡覺？
在美國的4年中，陳雲英多次都是剛給孩子做完飯，幾乎連抬頭看一眼藍天和陽光的工夫都沒有，就接著跑進教室，身上散發出一股濃濃的中國炒菜味。她最終堅持下來了，拿到了兩個博士學位。
1987年，在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工作一年後，林毅夫突然回到了中國，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從海外歸國的經濟學博士。同年的6月18日，陳雲英在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後的第8天，也追隨丈夫回到了北京。
有“中國特殊教育第一人”之稱的陳雲英，多次受到國家教育部及殘聯的表彰，還被推選為全國青年聯合會常務委員會常委、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她多次與林毅夫一起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被人們稱為“議政夫妻”。
如今，他們的一雙兒女也已長大成人。大兒子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後，赴美留學獲得碩士學位；女承父業，從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2007年，在被推選為臺灣省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後，陳雲英就跟丈夫開起了玩笑：你的經濟學專業是研究怎麼讓人富起來，我的專業是讓富起來的人怎麼把錢花到該花的地方。”
“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
雖然林毅夫在國際經濟學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在全球華人經濟學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國際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並沒有選擇成為典型的學院派學者。
1987到1993年，他先後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職。從那時開始，為政府提供決策諮詢、參與制定政策成為他的工作內容。他逐漸成為同齡的學者中離權力核心最近的幾位之一。近年，“新農村建設”的建議者、“十五計劃”和“十一五規劃”的主要諮詢專家等角色更使他為中國公眾所熟知。
“芝加哥大學畢業後，最早回國參與中國現實經濟政策研究，並沒有擔心研究現實政策問題會‘弄髒’名校畢業的‘白手套’。他把‘白手套’留在了芝加哥。”盧鋒形容說。
走近政府、成為政府智囊，於林毅夫並不是困難的選擇。這與他29年前的選擇邏輯一致。他告訴記者，他從小喜歡歷史，曾想成為歷史學家，喜歡中國文化，也實踐著中國文化對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們認為他過於靠近政府，“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別人的評價不重要，把自己擺低一些，推動社會進步更重要。”當被問及獨立的學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個他更在意時，“獨立的學者”，林毅夫絲毫沒有猶豫地回答，只有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者思考問題，才能對政府的決策有所貢獻，這樣才能稱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運，有些建議後來被政府採納成為政策”，但是，他說“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決策後改變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