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飛來峰
王安石
飛來峰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
註釋：
【飛來峰】杭州西湖靈隱寺前靈鷲峰。傳說東晉時印度高僧慧理以為它象天竺國的靈鷲山，並說“不知何時飛來”，故而得名。
【千尋】古以八尺為一尋，形容高。
【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句意。
【浮雲】陸賈《新語·慎微》有“邪臣之蔽賢”句。
譯文:
飛來峰上聳立著高高的寶塔,我聽見雞叫便看太陽升起。不怕會有浮雲遮住了遠望的視線，因為人已站在最高層的地方。
賞析一:
山是高聳的，塔是高聳的，山頂上的塔更是高高聳立的。飛來峰和它上面的寶塔總共多高？不知道。詩人只告訴我們，單是塔身就是八千多尺——這當然是誇張的說法。詩人還講了一個傳說：站在塔上，雞鳴五更天就可以看見海上日出。請想想飛來峰那高聳雲天的氣勢吧！
寶塔雖高，卻不是高不可上。轉眼間，詩人已登上塔頂，世界萬物，盡收眼底，那遊蕩的雲片再也擋不住視線了！“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乍聽起來，是在談論觀賞風光的體會；可一尋味，便會從中領悟到一條人生哲理：在社會生活和思想修養方面，不也是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嗎？！在詩人，這是雄心勃勃的自勉；對讀者，這是引人向上的啟示。
賞析二:
王安石是封建社會的大政治家，也是大詩人和散文大師。他在北宋文壇上有傑出的地位。他的詩繼承了杜甫、韓愈的傳統，善於翻新出奇，它有獨創性，無論是思想內容或是藝術手法都有很高的成就。
飛來峰在杭州西湖靈隱寺附近。公元1050年夏天，王安石在浙江鄞縣(現在的浙江寧波)做知縣，任滿以後回江西臨川故鄉，路過杭州的時候，寫了這首詩。這一年王安石三十歲。
第一句“飛來峰上千尋塔”，八尺是一尋，千尋塔是極言塔高。第二句“聞說雞鳴見日升”的“聞說”，就是“聽說”。作者說：我登上飛來峰頂高高的塔，聽說每天黎明雞叫的時候，在這兒可以看見太陽升起。第三、四句寫自己身在塔的最高層，站得高自然看得遠，眼底的景物可以一覽無餘，不怕浮雲把視線遮住。 “只緣身在最高層”的“緣”，當“因為”、“由於”講。我們不要小看這首登高遊覽的小詩，它體現了詩人的理想和抱負。
雞鳴看日出是很壯麗的景緻。今天我們還把太陽比革命領袖，把陽光普照大地象徵革命的輝煌勝利。在北宋仁宗時候，國家表面上平安無事，實際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一天比一天尖銳起來了。王安石作為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進步的知識分子，他懷著要求變革現實的雄心壯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國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嶺塔頂，就聯想到雞鳴日出時光明燦爛的奇景，通過對這種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對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雲遮望眼”這句看去很淺近，其實是用了典故。西漢的人曾把浮雲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對賢臣進行挑撥離間，讓皇帝受到矇蔽(陸賈；《新語·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寫過兩句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見《登金陵鳳凰臺》)意思說自己離開長安是由於皇帝聽信了小人的讒言。王安石把這個典故反過來用，他說：我不怕浮雲遮住我遠望的視線，那就是因為我站得最高。這是多麼有氣魄的豪邁聲音!後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時候做了宰相，任憑舊黨怎麼反對，他始終堅持貫徹執行新法。
他這種堅決果斷的意志，早在這首詩裡就流露出來了。我們認為，這首詩和唐朝詩人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
作者介紹: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曆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諡文。
王安石從小隨父宦遊南北，對北宋中期隱伏的社會危機有所認識。在他進入仕途地方官吏時，能夠關心民生疾苦，多次上書建議興利除弊，減輕人民負擔。由於較長時期接觸瞭解社會現實，“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要求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併和特權，推行富國強兵政策。在他任參知政事和宰相期間，取得神宗的支援，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積極推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方田均稅、免役、市易、保甲、保馬等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或“熙寧變法”。由於受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團的堅決反對，神宗後來也動搖、妥協，革新派內部又產生裂痕等，新法終被全部廢止。安石變法，雖然歸根結底是為加強皇權，鞏固封建地主統治地位，但在當時對生產力的發展和富國強兵，確曾起了推動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在歷史上有其進步的意義。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稱譽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頁）。為了給變法確立理論根據並反擊守舊派，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尚變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進化觀點駁斥了守舊派的“道不可變”的形而上學論調。同時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認為“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司馬溫公傳家集．學士院試李清臣等策目》）。在變法過程中，他更設定專局，使子芳及門人修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對新政從理論上加以解釋與闡發，並通過政府力量作為學校誦習的定本，被稱為“新學”，直接或間接為推行新法服務。上述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絡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於為社會服務。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於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