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巴蜀也；巴蜀，秦風也。戰國時期，群雄比起，爭先恐後。秦，崛起於西南群山，與中原各國稱霸。然秦仍後起之輩，亦勝於齊、楚、燕、趙、韓、魏之國，何也？商鞅變法也。
商鞅變法，旨在以中原之禮儀約束其人，強法明法正法，使人皆有耕種之田，上應付之稅。當此之時，素被中國各國所壓制的秦國正處於“交接棒”時，可謂是內憂外患。明君秦孝公拜商鞅為相，以霹靂手段，即保留了秦人骨子裡驍勇善戰，扭成一根繩一起殺敵的精神，也扭轉了秦國積貧積弱，地主、商人、官人互相勾結的局面，使秦國取長補短，終成一代之霸國。
然秦以區區之地，何以數日立法行法，舍舊拓新，興六世而亡諸侯以致天下為君，何也？下得民心，上合君意，所以行之通，成效日益顯著也。載舟覆舟，國以民為本也。新法一行，社會安定，國富民強兵壯，男耕女織，有條不絮，民所擁而法之通也。另一方面，秦國新君秦孝公年少有為，有鴻鵠之志，立志與六國比權量力，發奮圖強。軍民一心，天災人禍，權臣地主亦不敢幹涉也。
然則日長月久，新法之弊端暴露無遺。孝公之時，百姓頑固、官場黑白倒置，故需用嚴法而制之。始皇之時，天下久經戰亂，急需修養，以嚴法而制，則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山東豪佼逐並起而亡秦族也。
以史為鑑，知一代之興衰。法需對症下藥，不可固執已見，亦竊不可一成不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