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向來提倡“言行一致”，但事實上卻是說得多做得少。能喊出漂亮的口號、說出漂亮的話的人多如牛毛，但真正能做出點事的人卻是寥寥無幾。說中國的孩子動手能力弱，這是事實。我國三學了一年化學，只進過一次實驗室，還是為了參加實驗考試！在這種情況下，又怎能要求我們擁有歐美同齡人的動手能力呢？光說不做，這種現象從古流傳至今，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從《儒林外史》等書就能看到，明清時期的文人多隻顧著練“八股文”，結果把自己練成了陋儒、假儒、遷儒。這些人當了官，也只會一口一個“知乎者也”，滿腦子還是封建禮教和千年前聖賢的思想。國之棟樑已腐朽至此，國豈有不倒之理？於是，中國那段一百多年的屈辱史，也在意料之中。
造成這種後果究竟是誰的錯？有人說，是孔子的錯，是儒家思想的錯。因為儒家思想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但我認為，人們實在是冤枉了孔子。孔子的本意是好的，但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人們把它搞僵化了。唐朝時，科舉考試還分“進士”、“明經”二科，其中“進士”主要考詩賦。等到了明朝，就只允許做八股文了。這真是退化！照理說，讀書人是國家的未來，但此時的他們都沒有自己的思想了，千萬讀書人共用一個腦子。這個腦子裡裝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裝的是“仁義禮智信”，但卻看看不見制度的弊端、時代的發展。沒有思想的人，更不可能有行動。模式的僵化、思想的禁錮、統治的加強，共同造成了中國人光說不做的狀況。
但在我國曆史的長河中，仍不乏有一批既“說”又“做”的良知之士。在儒家思想被統治階級推上“正統思想”的寶座前，曾有一段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時期。那時的士——一個特殊的階級，並不把時間花費在紙上談兵上。相反，他們把思想融入到行動中去，並用行動捍衛自己的思想。孔子周遊列國遊說“仁”的治國思想；晏子使楚用機智的言辭維護國家尊嚴；荊軻刺秦王用義勇來報答燕國的恩情……這就是他們的做”。雖然他們的“做”有不同的動機、不同的目的，但都推動了歷史的發展，為百家爭鳴的繁榮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縱使在思想高度“統一”的明朝，依然有一些有思想有主見有作為的真士，比如說：王守仁。國中的一篇課文中曾把“守仁格竹”作為了一個反面例於。殊不知，正是“守仁格竹”的失敗讓王守仁意識到了程朱理學的不可靠之處，轉而把精力放在了另一個方面，創造自己的思想“陽明心學”。王守仁與朱熹等人最大的區別在於，他沒有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悟”那些所謂的“真理”上。相反，他運用思想和知識解決了現實社會中許多問題。例如平定寧王叛亂是他很著名的功績。當時，滿朝文武都對叛軍無能為力，而他，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帶著極少的人馬，憑著智慧和策略，終於掃平叛亂。這才是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面貌。人們或許不瞭解陽明心學，但歷史不會忘記他的貢獻。
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實幹”的重要性，但仍有不少“光說不做”的現象。文章寫得冠冕堂皇，但最基層的問題卻沒有人管。管事的人呢？難不成是去做“八股文”了？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反對黨八股》，可見他老人家也對此現象深惡痛絕。然而，在徹底廢除這個陋習的道路上，我們任重而道遠。
列寧說：“不要做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所以，我們要做的是語言上的矮子，行動上的巨人。怎麼做？學校社會要想真正培養出祖國的棟樑，也許應該從給我們做幾次實驗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