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佑2年（公元1057年），年僅22歲的蘇軾參加禮部考試，高中進士。四年後，蘇軾應制科試，取為最高等，並授官職，一時間聲名顯赫。然而，仕途得意沒有沖淡他對王朝命運的憂慮。北宋自仁宗以來，已呈現貧弱景象。外有西夏契丹兩國，虎視眈眈，邊患嚴重；內多驕奢淫逸之徒，安於一隅，不思進取。年輕的蘇軾憂心忡忡，直言進諫，向宋仁宗呈上二十五道策論。《教戰守策》是其中廣為人知的名篇。今天，品讀此篇，仍讓我們折服於青年蘇軾的憂患意識、遠見卓識和出色文采。
文章開篇即以迅雷之勢亮出自己的觀點：“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蘇軾所問可謂尖銳犀利，其所答亦是斬釘截鐵，如同迎頭棒喝，振聾發聵。讀者及此，難免疑竇叢生，又不乏興趣盎然，按捺不住想探一究竟。為什麼“生民之患”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呢？它又怎麼會釀成“不可救”之禍難呢？蘇軾隨後娓娓道來，條分縷析，如抽絲剝繭般解答了讀者的疑問。
蘇軾對比了先王與後世截然相反的安民做法。先王之時，天下太平，但先王深知兵戰不可棄。於是，在農閒時節，組織民眾操練武藝，演習軍事，使民眾熟練掌握鐘鼓旌旗等器械裝備，從而無懼於殺戮爭鬥。這樣，即便出現盜賊侵掠，民眾也不至於驚慌潰亂。到了後世，君王聽從一些迂腐儒生的建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年後，不僅軍備鬆弛，而且百姓安於逸樂。一旦有盜賊侵擾，民眾就驚慌失措，不戰而走。蘇軾特別提到，這方面的殷鑑並不久遠。唐代開元、天寶年間，可謂昇平盛世。然而，民眾坐享太平，沉迷遊樂，墮失剛勇，萎靡不振，以至於安祿山作亂，百姓遭殃，天下分裂，唐室式微。北宋王朝的安寧祥和，與開元天寶年間的歌舞昇平，何其相似。如果不以史為鑑，一味貪圖安逸，勢必重蹈覆轍。
探究事理，明辨安危
進而，蘇軾以個人身體比喻天下大勢，探究生民安危之道。養身之道，王公貴人與農夫小民，大不相同。王公貴人慮患備至，乘輿穿裘，然而養之太過，稍不留意，則寒暑侵入，故常苦於疾病纏身；農夫小民終生勤苦，不避風雨，因而筋骨強勁，寒暑不侵。蘇軾總結道：“是以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養身尚且如此，治世亦不能外。如今承平之日既久，民眾驕惰脆弱，儼如婦人兒童，畏懼談兵論戰；士大夫也擔心兵事擾民，不敢言兵。豈不知身體養之過甚則多病，民眾養於安逸則無能，長此以往，危在旦夕。正如孟子有云，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審時度勢，切中時弊
接著，蘇軾筆鋒一轉，切入時局：當今之世，雖無戰事之險，但難絕戰事之憂。仁宗時期的短暫安寧，是以向西夏和契丹輸款納物百萬計而求得的。但是，“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蘇軾通觀北宋與西夏、契丹對峙局勢，斷言北宋與西、北兩國之間必有戰事。戰事既然不可避免，發動民眾，積極備戰，便是當前要務，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文章至此，從遠及近，由緩到急，史論結合，時勢相連，已經把中心論點闡發得淋漓盡致。一言以概之：“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不過，作者並不急於擱筆，而是遵循策論的體例，向當政者提出了自己的對策建議。具體而言，要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操練行陣之法，役民掌握擊刺之術；年末舉行檢閱，按勝負行賞罰；推行一段時間後，實行“軍法從事”。這樣教民戰守之策，就能夠“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哪怕會驚動民眾，引發抱怨，但是能迅速發動訓練有素的民眾應對戰事，其益處顯而易見。不僅如此，這一策略還可以遏制各地駐軍的驕橫和姦謀，有助於整治邊防。
縱覽全篇，《教戰守策》一文佈局嚴謹，層次分明，語言流暢曉白，說理透徹清晰，行文波瀾迭起。蘇軾圍繞安危逸勞之間的關係，辨明利害，提出教民戰守、全民習兵的主張，確實是鞭辟入裡，對症下藥。今天我們再讀此文，既驚歎於一代文豪的優美文筆，又感慨於封建士大夫的遠見卓識。
北宋王朝到了仁宗趙禎時期，在承平的帷幕背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迅速地深刻化、尖銳化。內部農民起義不斷；外部西夏、遼不時冒犯。統治階層當中一些較能正視現實、深謀遠慮的人，便不斷提出革新政治以自救的主張與要求。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就是這種趨勢下的產物。年輕的蘇軾，很快地也投身於這個浪潮中了。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25歲的蘇軾應“制科”考試時所作的《進策》二十五篇(包括《策略》五篇、《策別》十七篇、《策斷》三篇)，分析了當時北宋王朝經濟、政治和軍事各方面危機四伏的形勢，提出了除弊興利的要求，發表了革故鼎新的見解。《教戰守策》是《策別》中的一篇，主要針對北宋王朝當時對外政策的弊端和武備廢弛、民不知兵、兵不能戰的現狀，從邊防安全著想、為國家長治久安大計，高瞻遠矚地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的危險，旨在論述他教民於平時練習戰守之事，以防邊患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