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一生都是教書”，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優秀品質被人們喻為“沒有字的教科書”，教育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生。
徐特立斷指血書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愛國主義教科書。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書，有機會閱讀了《民報》、《猛回頭》、《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發生了變化，積極從事革命活動，並指引學生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1909年的夏天，他應約在修業學校作時事報告。他痛斥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無所不至的侵略，列舉了一樁樁傳教士毒害中國人民的慘案，他越講越憤怒，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忽然，他跳下講臺，跑到廚房取出一把菜刀，當眾砍下自己左手的一節手指。他用鮮血寫下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八個大字，表示對帝國主義的憤恨和雪恥的決心。因為流血不止，他暈倒了。事後，省內外許多報紙都以顯著位置報道了這一訊息，徐特立的愛國壯舉教育了各界人士，激發了許許多多教師和學生的愛國熱情。
作為一位傑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著樸素節儉的優良品質，這是一本難得的修身教科書。早在湖南一師的時候，徐特立的生活節儉，就是全校聞名的。他的住處簡簡單單，沒有大皮箱，沒有大櫃，沒有什麼值錢的傢俱，有的只是破舊的書籍。當時，長沙教育界有一個風氣，中學教師被認為是有體面的人，出門都要坐轎子，顯示紳士派頭。可是徐特立卻從來不坐轎子。他在長沙師範當校長，又在一師兼課，兩個學校相距約10裡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著“釘鞋”，打著雨傘，夾著講義，從不缺課或遲到。一些教師看了很感動，慢慢地也都學著不坐轎子了。
1937年，徐特立領導著陝甘寧邊區的教育工作。黨中央剛進駐瓦窯堡的時候，當地只有一所學校。一天，徐特立去聽課，他穿著破皮襖，腰繫一根繩子，學校的教師還以為他是紅軍的馬伕，沒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馮雪峰一起去聽課。馮雪峰向教師們介紹了徐特立，教師們大吃一驚，原來那穿著極為樸素的“馬伕”，竟是邊區教育部部長。有兩首小詩描述他在延安時的儉樸生活：“延安諸老惟公特，生活簡單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補綻，自煮瓜果充糧食。”“少騎公馬多徒步，不要隨從來照護。攜帶兩個冰饃饃，一天開會好幾處。”
建國以後，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質條件好了，他依舊保持節儉的作風。他常對親屬說，生活上的簡樸，不僅可以省下錢來用於公共事業，更重要的是不脫離群眾，鍛鍊人的革命意志，培養人的高貴品質。他的衣被鞋帽都是從延安時一直穿用到解放後，只要能補的，他就堅持不換新的。後來，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雙皮鞋，平時也不穿，只是因為要經常出席一些重要宴會和參加外事活動的需要。他在飲食上也十分簡單，一直愛吃五穀雜糧和蔬菜。開始，他和中央宣傳部的部分工作人員住在一起，房子很舊，也較擠，孫輩回家就睡在辦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組織上要給他蓋幾間房子。他幾次表示不同意，說等將來生產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慮。後來經過多次說服，並將修建費減去了1/2，他才勉強同意。他住在香山時，很少一個人坐小車。他跟警衛員算過一筆帳：汽車、汽油是用實物或黃金從國外進口的，從香山到城裡，來回幾趟就把一箇中農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後來進城居住了，他還常常以步代車，保持了優良傳統。
1968年11月28日，91歲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偉大的師表，他為中國教育事業奮鬥的一生，永遠為人們緬懷，被人們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