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承認“經過了這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讚歎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另一方面，他堅持說，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胡適之先生，1919年4月底到上海去迎接自己在美國時的導師杜威先生訪華。5月6日，他才從上海的報紙上得知北京發生學生騷亂的訊息。5月7日，他收到新文化運動另一主將陳獨秀的北京來信，報告了五四運動的詳細經過。此時的胡適，恐怕還沒有想到，這場學生運動，對於他，對於他回國後一直努力的事業，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雖然後來做了政治上的“過河卒子”，胡適1917年剛回國時，確實曾經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他從事的是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在胡適看來不外乎兩點：（一）“用白話來作一切文學的工具”，因為“死文字定不能產生活文學”，而“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談新詩》）（二）提倡“人的文學”，這個口號在胡適那裡，又被具體化成“易卜生主義”，即“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你的事最重要，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易卜生主義》）從這些主張我們不難想見，胡適之博士在五四運動這樣一個以學生民眾對抗政府的群體性風暴中，會採取怎樣的一種態度。
其實胡適在《新青年》一班同仁中，絕對算不得激進，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沒有陳獨秀斷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那樣的武斷，也沒有錢玄同提出“迂謬不化之選學妖孽與桐城謬種”那樣的尖刻，但因為他是始作俑者，當時輿論一致將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林紓那兩篇出名惡毒的小說《荊生》和《妖夢》裡也將胡適作為標靶之一大加攻擊。這些都顯示了胡適在“前五四”時期的歷史地位。陳獨秀雖然認為新文化運動是歷史的必然產物，無關個人，但仍在40年代回顧“五四”的文章中說：“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胡適後來也不無得意地說：“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
有著這樣思想和這樣地位的胡適之，於5月29日回到北京，自然也成為眾所矚目的物件。而胡適返京的言行，也分明可以看出明顯的矛盾：對抗爭政府的同情和對運動方式的拒斥，使胡適成了“五四”大潮中一名尷尬的發言者。
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當夜胡適就寫下了一首抗議的詩《威權》，寫“奴隸們同心合力”，終於讓“威權倒撞下來，活活地跌死！”這首詩發在6月29日的《每週評論》（第28號）上。在同一期刊物上胡適還寫了一組“隨感錄”，一反平生作文溫柔敦厚的風格，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愛情與痛苦》對被幽囚於警察廳的陳獨秀表示敬意：“我們對他要說的話是：'愛國愛公理的報酬是痛苦，愛國愛公理的條件是要忍受得住痛苦。'”《研究室與監獄》直接援引了陳獨秀的名言：“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五四以後，社會上謠傳“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的傳聞，胡適在《他也配》中輕蔑地說：“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但另一方面，胡適也是個公開的“復課派”，他對學生說：“單用罷課作武器是最不經濟的方法，是下下策。屢用不已，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罷課於敵人無損，於自己卻有大損失。”在他的影響下，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等初期學生領袖紛紛退出運動中心，並對五四運動表示反省，如羅家倫就認為五四運動是一次失敗的運動，“罷課”、“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都是“無聊的舉動”，是在“毀壞學者”，“學生的優點固然是一律表現出來，但是弱點也一律暴露出來了！”傅斯年更是聯合胡、羅等人，要求將北京大學遷到上海去，並討論“不要哪些人去”，被主持校務的沈尹默等人斥為“拆夥的打算”。五四運動一週年時，胡適和蔣夢麟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更明確地表達了對運動的態度：“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多年以後，胡適在論及“五四”時，仍然保持著他不尷不尬的“兩面派”認識，一方面，他承認“經過了這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讚歎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這是五四運動永久的歷史意義。”（《五四的第廿八週年》）另一方面，他堅持說，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胡適口述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