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罕見的先知先覺者要從一所墮落為衙門的大學開始，用教育和啟蒙的溫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場意義更加深遠的革命
在最終成為中國現代教育之父之前，在讓一所沉淪的大學脫胎換骨、枯木逢春之前，光緒皇帝御筆欽點的翰林蔡元培曾經在日本和上海埋頭為革命黨製造炸彈。
對於蔡元培來說，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鐵片裡面是炸彈，改造一所墮落的國立大學同樣也可以製造出爆炸力更為驚人的炸彈。
1916年12月，蔡元培在“大風雪中”邁著滄桑的步伐，走進剛剛經歷過一回帝制復辟的北京城。洪憲帝制僅僅存在了83天。但要證明一場革命的失敗，83天已經是中國太漫長的一段經歷。
在不久前的革命中，這位剛剛遊歷歸來的老革命黨人參與制造的炸彈炸碎了一個王朝殘破的軀體。如今，在革命慘敗之後，這位罕見的先知先覺者要從一所墮落為衙門的大學開始，用教育和啟蒙的溫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場意義更加深遠的革命----再也不是所謂“柿油黨”人（見《阿Ｑ正傳》）的革命。
1917年初的一天，國立北京大學的校工們在門口列隊歡迎這位即將主宰北大的新校長。出人意料的是，新校長向著校工們脫下禮帽，不是以“老爺”固有的傲慢姿態，而是以一名平民的質樸姿態走進中國的最高學府。而作為一位平民校長，蔡先生隨後在北大進行的大規模改造正是要促成北大向著平民化方向發展。
按照他“教育救國”的思路，從他走進這座大學之日起，這所大學便不再為鏽蝕的官僚機器提供新的零件，而是要“研究高深學問”，再通過這些”學問“為一個健全的社會成批成批地訓練公民！
按照錢理群先生的說法，中國知識分子從廟堂走向民間，從官場走向象牙之塔、十字街頭正是從蔡先生踏進北大這一天開始的，是從蔡先生重新給大學下一個定義那天開始的。
在北大，蔡先生提出了那個光芒萬丈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相容幷包。”在這十六個字指導下，蔡先生把故宮腳下的北大改造成為一片“精神的聖地”，北大的魅力從此不再是成批成批生產候補官僚的“魅力”，而是現在每個北大人掛在嘴邊的----“精神的魅力”。
後來接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先生說，蔡元培在1917-1919年，在北京城內成功地扮演了蘇格拉底的角色。沒有這位現代蘇格拉底為北大帶來的那一片自由天空，不難想象，那種1917年的萬馬齊喑局面也許還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蔣夢麟先生還說，這個在“大風雪”中走進北京城的人在一潭死水中投下了一塊“知識革命之石”。
有了他提倡的“思想自由”，北大的“研究室”變成了一座潛力巨大的思想發動機，從古老的孔孟之道，到最時髦的克魯泡特金、尼采，從最頑固的文化保守主義到最先進的全盤西化論，各種思潮在這裡碰撞，激盪，並迸發出耀眼的火花。
有了他嚴格遵循的“相容幷包”原則，胸懷寬廣的北大不僅接納了陳獨秀、胡適、魯迅----還容忍了辜鴻銘、黃侃、劉師培……
蔡先生是在五四運動引發的一場軒然大波中離開北大的。蔡先生一直在北大製造一枚勢必會炸燬一箇舊世界的思想炸彈，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一枚尚未製造完成的炸彈會以一場國恥為導火索提前點燃。按照他的設計，北大的角色應當是靜靜的“研究室”，而不該直接充當上演歷史故事的大舞臺。
1919年5月4日對於這名製造者來說是一場“事故”，而被這個偉大的日子政治化了的北大似乎與蔡元培最初的設想稍稍有一點距離。然而，對於未來中國80年的歷史來說，蔡元培的遺憾只可能是他自己的遺憾，炸彈爆炸後的實際功效早已覆水難收。
他在“大風雪”中到來，在暴風驟雨中離去，在他到來和離去之後，北大已經不再是原來的北大，中國甚至已經不再是原來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