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
寫作背景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1085)從事改制。就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發生了蘇軾烏臺詩案。這案件先由監察御史李定告發，後在御史臺獄受審。御史臺自漢代以來即別稱“烏臺”，所以此案稱為“烏臺詩案”。
北宋神宗年間蘇軾因為反對新法，並在自己的詩文表露了對新政的不滿。由於他當時是文壇的領袖，任由蘇軾的詩詞在社會上傳播對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許下，蘇軾被抓進烏臺，一關就是4個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寫的詩的由來和詞句中典故的出處。
由於宋朝有不殺士大夫的慣例，所以蘇軾免於一死，但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元豐二年 (1079年)，蘇軾移任湖州 (浙江省吳興縣)，七月遭御史臺所派遣的皇甫遵等人逮捕入獄，他們指證蘇軾在詩文中歪曲事實，誹謗朝廷。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做為證據，說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更從他的其它詩文中挖出一句二句，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法律一類的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聖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以法律教導、監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個措施不對。其實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禁止人民賣鹽。總結一句話，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
蘇軾在御史臺內遭到嚴刑拷問，他自認難逃死罪。最後終能倖免一死。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蒙神宗的恩賜被判流放黃州(湖北省黃岡縣)，蘇軾被拘禁近百日，後獲釋離開御史臺之獄。後人把這樁案件的告訴狀和供述書編纂為一部《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漢書·朱博傳》：“是時，兀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後世便以御史府為烏府，御史臺為烏臺。由於這案的發起者都是御史臺的言官，他們包括御史中丞李定，監察御史裡行(御史臺的見習史官)舒覃、何正臣等，因此稱為“烏臺詩案”。
蘇軾致禍的原由，除上述的“莫須有罪名”外，據說是因為得罪了當時的宰相王安石。當時人的筆記裡曾記載其事。
說蘇軾在朝廷當禮部尚書之時，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蘇軾見烏齋臺桌上擺著 一首隻寫得兩句尚未寫完的詩——“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
蘇東坡瞧了又瞧，好生質疑，覺得明月怎能在枝頭叫呢?黃狗又怎么會在花心上臥呢?以為不妥。於是提筆一改，將詩句改為“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
王安石回來後，對蘇軾改他的詩極為不滿，就將他貶到合浦。蘇東坡到合浦後，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見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黃狗羅羅，黑狗羅羅，快出來呀?羅羅，羅羅羅羅。”蘇東坡出於好奇心，走過去問小孩喊什么，小孩說，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好捉它。蘇東坡湊近花前一看，見有幾條黃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蟲在花蕊裡蠕動。又問小孩說這是什么蟲?小孩說：黃狗蟲，黑狗蟲。蘇東坡離開花叢，來到一棵榕樹下，正碰到樹上一陣清脆的鳥叫聲，問旁人，這是什么鳥叫?旁人答道：這叫明月鳥。此刻蘇東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錯改了王安石的詩。
這段記載的真偽已不可考。從史實上看，王安石罰蘇軾，錯改兩句詩似乎不是王安石討厭蘇軾的真正原因。其實質上的原因，當是政治上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所以，蘇軾才會在仕途有所不順。
1079年7月，蘇軾在湖州任上，因烏臺詩案獲罪入獄，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黃州。詩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來，蘇軾歷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績卓著。其詩詞作品在整體風格上是大漠長天揮灑自如，內容上則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詩案之後，雖然有一段時間官至翰林學士，但其作品中卻少有致君堯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卻越來越轉向大自然、轉向人生體悟。至於晚年謫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曠達的心境就更加顯露出來，一承黃州時期作品的風格，收斂平生心，我運物自閒，以達豁然恬淡之境。
以烏臺詩案為界，蘇軾的詩詞作品在創作上有繼承也有明顯的差異。在貫穿始終的“歸去”情結背後，我們看到詩人的筆觸由少年般的無端喟嘆，漸漸轉向中年的無奈和老年的曠達——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題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蘇軾的“具體的政治憂患”，而後其作品則將側重點放在了“寬廣的人生憂患”，嫉惡如仇，遇有邪惡，則“如蠅在臺，吐之乃已”。其行雲流水之作引發了烏臺詩案。黃州貶謫生活，使他“諷刺的苛酷，筆鋒的尖銳，以及緊張與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種光輝溫暖、親切寬和的識諧。醇甜而成熟，透徹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後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會責任，他深切關注百姓疾苦; 後期，尤其是兩次遭貶之後，他則更加崇尚道家文化並回歸到佛教中來，企圖在宗教上得到解脫。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啟發，在黃州惠州儋州等地過上了真正的農人的生活，並樂在其中。
第三，在風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氣磅礴、豪放奔騰如洪水破堤一瀉千里;而後期的作品則空靈雋永、樸質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遠溢清。
就詞作而言，縱觀蘇軾的三百餘首詞作，真正屬於豪放風格的作品卻為數不多，據朱靖華先生的統計類似的作品佔蘇軾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個時期創作的主流。這些作品雖然在數量上並不佔優勢，卻著實反映了那段時期蘇軾積極仕進的心態。而後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風貌，也有娛賓遣興，秀麗嫵媚的姿采。諸如詠物言情、記遊寫景、懷古感舊、酬贈留別，田園風光、談禪說理，幾乎無所不包，絢爛多姿。而這一部分佔了蘇軾全詞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間大有莊子化蝶、無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對現實的對政治的不滿、歇斯底里的狂吼、針尖麥芒的批判全部驅逐了。其題材漸廣，其風格漸趨平淡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