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前見分為預見與偏見的標準，稱之為“準確”或“影響準確認知”，均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之下，帶著時代的烙印的。所以，這些所謂的預見與偏見，不論其初衷與效用，因了錯亂和遊蕩的標準，可能都有一定的時代侷限性，經不住歷史的推敲，真正的思想的論證。
放在歷史的潮流裡去印證，毋庸諱言，偏見有時就是一種預見。時代流轉，歲月飄蕩，偏見、預見的標準也總是漂泊不定，標準的擬定取決於時代群體，我們是生活在浩蕩的烏合之眾的消極群體中還是身處“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的積極群體中，在很大程度上都決定了我們究竟是偏見還是預見。從卡夫卡到梵高，從曹雪芹到高更，從夏洛特艾米莉到黃秋園，哪一個不是生前寂寂，死後不久便名噪於世，他們對時代的剖析，對社會的洞察，高於當世的群體，卻總有被時代命定為偏見卻實為預見的前矚。
而造成這種評定與實際的偏差的原因，往往是從當世無法排解的。因為這背後，有宗教，有信仰，有整個人類社會的運作體系，縱使我們可以保持“舉世皆濁我獨清”的氣節，縱使可以保持“在自己身上克服這個時代”的傲骨，也無法扭轉時代的低能，無法改變這些附骨之疽般的糟粕。但如若我們卸下自己的先知，同流合汙地摻雜到時代中，我們的生命又會淪落成何等的抄襲。由是觀之，在面對預見和偏見的錯亂，我們理應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思想，自己閃光的思考點，讓思想為靈魂擺渡。
蘇格拉底揹負枷鎖，在妄議與俗聞中起身，他死於時代的停滯，死於個人的先知，死於對人類最處心積慮的關懷，死於心碎之愛。但時間流轉，歲月輾轉，歷史將功績授予他，後人以“先知”追頌他。而陳寅恪在《王國維碑文》中曾振臂高呼道：“唯此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將其獨立人格傲然於社會泥淖中，熠熠閃光，不困厄於時代對其思想或預見或偏見的評判，使自己的思想不動搖，標準不崩塌，即使“四海無人對夕陽”也在所不辭。這些信仰躬行者，這些時代之光，都在身體力行，昭示時代的光亮，不斷更正時代的標準，讓今日的偏見預見標準更加合理化、真理化，讓這些被時代誤解的先知在時間中得到平反。
所以何必執意去誇耀功績，也許在這裡找不到偏見預見的公正標準，在別處你能得到；也許在今世得不到公正的評判，但後世會歌頌你，瞭解你不被大眾所接納的激情靈魂。唯有思想，唯有獨立的思想才可以讓人卓然於世。一如帕斯卡爾所言“人只是一棵蘆葦，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但他是一棵有思想的蘆葦。”面對生命，面對信仰，我們皆應保持自我，在前見錯亂的迷霧中，讓思想為靈魂擺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