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龍（1562年～1626年）明代文學家、政治家，東林八君子之一。初字雲從，更字存之，別號景逸。南直隸無錫（今屬江蘇）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因疏論輔臣王錫爵，謫官廣東揭陽縣典史。後卸職歸故里，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講學其中，世稱“高顧”，為東林學派的代表人物。天啟元年，入朝為光祿寺少卿，後因彈劾宦官魏忠賢，削籍為民。天啟六年因錦衣衛追捕東林黨人，從容赴水而死。崇禎初年得以昭雪。
高攀龍生平
高攀龍祖父靜成，被舉為孝廉，曾任浙江黃岩縣令。生父繼成，生有五個子女，高攀龍是老二。靜成的弟弟靜逸無子，於是將高攀龍過繼為嗣子。
高攀龍從小喜讀書，非常懂禮節。六歲開始讀書，十二歲學寫八股文，二十一歲中舉。萬曆十四年（1586年），無錫知縣李元衝聘請江右學派的羅懋忠和顧憲成到黌宮講學，高攀龍受其影響，開始潛心研究程朱學說，確定了治學方向。萬曆十七年（1589年）中進士，不久，嗣父去世，他回家為嗣父守制三年。
萬曆二十年（1592年），高攀龍服滿，被任命為行人司行人，開始了曲折坎坷的政治生涯。行人司行人執掌傳聖旨、行冊封等禮儀性的事務，比較清閒。高攀龍大量閱讀了行人司中豐富的藏書，尤其是仔細研讀了二程、朱子的著作和明朝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讀書錄》，並親手摘抄。他尤其讚賞薛文清“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的處世態度，以後行事必自求無愧於這一原則。他還編寫了《日省編》，將先朝大儒的語錄附在《大學》章句之下，作為初學者的指南。高攀龍又將先朝大儒有關儒、釋差異的言論彙集成《崇正編》，以抵制王陽明心學所提倡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主張。也就在這一時期，高攀龍感覺自己讀書雖多，但心得較少，於是採取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方法，涵養德性。此後幾十年，從未間斷。可以說，高攀龍之所以能不以自身的進退為懷，坦然面對政治生活中的腥風血雨，達到崇高的道德境界，與他長期的修身養性是分不開的。
此時的明王朝已經進入了衰敗期，神宗長期不理政務，朝中黨派紛爭，宦官橫行，致使朝政混亂，國力日衰。高攀龍從政不久，就上了一道《今日第一要務疏》，提出要改變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勢，首先必須正本，即端正“人君之心”；其次要“除刑戮”、“舉朝講”、“用諫臣”、“發內帑”，以革新政治。但這道奏疏被皇帝留中不發。後來，首輔王錫爵等權貴在六年一度考察京官的過程中，大肆排斥異己，被貶削者總計達六十餘人，朝廷上正直的官員為之一空。高攀龍的同年御史袁可立上疏鍼砭朝政，王錫爵慫恿明神宗將之削職為民。高攀龍為此憤激不已，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以臻至治疏》，對神宗無故罷免大臣深表不滿，並對王錫爵為洩私憤而斥逐異己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這道奏疏激怒了王錫爵，也得罪了神宗，結果高攀龍被貶為廣東揭陽典史。高攀龍由水路從家鄉前往廣東就任。在揭陽，高攀龍每天在官衙內教授生徒，培養了不少學生。他還四處察訪民情、吏弊，懲治地方惡霸。在揭陽停留的半年內，高攀龍結識了陸粹明及其老師蕭自麓，以及明道先生、李材等人，對他的學術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人生境界也有很大的提高。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龍回到無錫，居家不仕近三十年。他在漆湖之畔（今蠡湖東岸）建造了一座“水居”，取名“可樓”，作為自己讀書靜坐的處所。“水居”坐落在湖山環抱之中，環境十分幽雅，他常常在此一住就是一個月。在讀書靜坐中，他的學術思想日漸成熟，成為當時的儒者宗師。他在學術思想上的最大貢獻，在於提倡“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反對王學末流的“空虛玄妙”之學。他認為“無用便是落空學問”，“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國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個人道德修養的必然結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畢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後人評價他“居與遊無出乎家國天下”。
高攀龍回到家鄉，除了讀書靜坐外，他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就是講學。他與家鄉另一位進士出身的學者顧憲成志同道合，交誼頗深。為了有一個講學的場所，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和無錫知縣林宰的支援下，高攀龍與顧憲成等人發起，在北宋著名學者楊時（龜山）的講學之所重建了東林書院。重建後的東林書院由顧憲成主持，萬曆四十年（1612年）顧憲成去世後，由高攀龍主持，直到天啟五年（1625）書院被拆毀為止。
高攀龍在講學過程中，除了學術上的傳授與交流外，更強調立志做人。他提出做人要真，要老老實實，強調做人要有氣節。針對當時士風日下、追名逐利的情況，他指出讀書不是為了求取功名富貴，而是為了正心修身。高攀龍等人在講學的過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標準來評議朝政，裁量人物，與他們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聞風響附，紛至沓來。在朝的李三才、趙南星、鄒元標、楊漣等正直官員也與他們互通聲氣，遙相應和，東林書院實際上已成為社會輿論的中心。他們的反對派對此十分忌恨，誣之為“東林黨”，汙衊他們是假借講學以結黨營私。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即位，是為光宗。光宗在位僅二十九天便一命嗚呼。其後，他的長子朱由校即帝位，是為熹宗。熹宗即位後，東林黨人因擁戴有功，重新崛起。天啟元年（1621年）三月，高攀龍重獲起用，被任命為光祿寺丞。九月，到京就任。這時，他已經是一位六十歲的老人了，長期的修身養性，使他早已超脫了名利甚至生死。
天啟二年（1622年）正月，關外重鎮廣寧（今遼寧北鎮）失陷，明軍被迫退縮到山海關一線。訊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心惶惶。高攀龍接連上書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國家瀕危的命運。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強戰守之備，並推薦禮部右侍郎孫承宗擔任防禦大臣，負責處理戰事。他的意見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而孫承宗也不負眾望，收復了廣寧和遼河以西的土地，邊境平靜了四年之久。同時他還上疏追論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要求懲治鄭養性、李如楨、崔文升等人。他還上了《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嚮明熹宗闡明讀書的重要性。由於在疏中涉及到三案，觸怒了熹宗，結果反而被罰俸一年。
天啟二年九月，高攀龍轉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僕卿，次年晉升為刑部右侍郎，四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時，以宦官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勢力日益擴張，控制了內廷和外廷的行政事務。東林黨人向來嫉惡如仇，反對他們利用權勢，擅作威福，翦除異己，荼毒內外，紛紛上書參劾。雙方的鬥爭進入了白熱化階段，高攀龍站在了這場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
高攀龍擔任左都御史後，就著手清除貪官汙吏。他首先命令五城御史在九門張掛《禁絕書儀》。不久，又上《糾劾貪汙御史疏》，彈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揚地區時，貪贓枉法，鋪張浪費，要求將崔呈秀從重處分。吏部尚書趙南星經過認真複查，認為事實確鑿，提議將崔呈秀遣戍。崔呈秀得知後，連夜投奔魏忠賢，認魏忠賢為義父。
高攀龍認為，要治理好天下，地方官是否賢良十分重要，因此擬了一道《具申嚴憲約疏》，對地方官的職責作了“課農桑”、“興教化”、“育人才”等共55條具體的規定，府、州、縣據此層層考核。他在給登萊巡撫袁可立的書信《答袁節寰中丞》中說道：“今天下難聯者人心，難得者人才，難鼓者士氣，得老公祖（袁可立）一點真精神不難矣。”此時，魏忠賢、崔呈秀等人正借會推山西巡撫一事大肆迫害東林黨人，結果高攀龍奏疏還未來得及呈上，就被藉故罷斥了。高攀龍等人被罷黜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全面控制了朝廷內外大權。他們竊國亂政，大興冤獄，開始對東林黨人進行更大規模的迫害，編派了《縉紳便覽》、《點將錄》、《天鑑錄》、《同志錄》等黑名單，將不依附於魏忠賢的官員開列在內，統稱為東林黨人。高攀龍作為東林黨的核心人物，自然成為閹黨迫害的重點物件。
天啟五年（1625年）四月，閹黨誣衊東林黨人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受賄，將他們送到北鎮撫司詔獄，嚴刑拷打，楊漣等五人死於獄中，顧大章自殺，史稱“東林六君子”。八月，魏忠賢下矯旨，將全國的書院全部拆毀，首先就從東林書院拆起。當東林書院被魏忠賢閹黨拆毀時，他寫下悲憤激昂的詩句：“縱然伐盡林間木，一片平蕪也號林。”
天啟六年（1626年）二月，魏忠賢指使其黨羽假造浙江稅監李實的奏本，誣告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七人貪汙袍價十餘萬兩，企圖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高攀龍得知訊息後，自知不免，卻十分鎮靜。三月十六日一早，他整冠束帶，衣袍整齊，去拜謁了先賢楊龜山祠。回家後與弟高士鶴及兩位門生賞花於後花園池畔，談笑自如。談興正濃時，有人叩門而入，告知閹黨要抓他的確切訊息，頓使高家滿門驚惶，惟有高攀龍神情泰然，微笑著對親人說，“吾視死如歸耳”，叮囑兒孫“無貽祖羞”。還說：“如果貪戀殘生，豈不辜負了平生的學問！”當天晚上，全家款敘，高攀龍說笑無異平日。深夜，風聲更緊，高攀龍悄悄起床至書齋，寫《別友柬》，並提筆向熹宗皇帝奏最後一疏。書畢，即換上朝服自沉於後花園池中，以示不願受辱於閹黨。高攀龍在《遺疏》中寫道：“臣雖削奪，舊系大臣，大臣辱則國辱，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高攀龍在痛苦無奈之際曾留言同年摯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無以報國，近風波生於講會，鄒馮二老行，弟亦從此去矣（高攀龍《高子文集·答袁節寰中丞》）”，其言猶未盡之厚望可見於筆端。
高攀龍死後，墓葬今梅園南華利灣。崇禎二年（1629年），高攀龍得到平反昭雪，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憲。到清朝順治三年（1646年）其墓遷粲山南麓，這就是後人常說的河埒口高攀龍墓，1985年又移建於無錫西郊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