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帝國主義各國侵略的進一步加深，中國淪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劇，腐朽的清朝統治者對外妥協投降，對內橫徵暴斂，促使階級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眾奮起反抗，鬥爭風起雲湧。而1911年，在中國大地上爆發了一次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這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一次“比較明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動的清王朝就是被這次革命洪流沖垮的。
但好景不長，僅僅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三個月後，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極其領導的北洋軍便竊取了革命的果實。在政治上，他恢復帝制;在經濟上，他竭力維護帝國主義、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文化上，他掀起“尊孔復古”的逆潮。為了實行專制統治，不惜投靠帝國主義。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想必是每一箇中國人都不會忘的。而孫中山再次領導的護法運動的失敗，不僅是孫中山個人的失敗，也標誌著整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
我們不禁想問：辛亥革命為什麼會失敗?關於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可以從兩種角度去認識：
從根本上講，是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建國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國主義不可能允許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買辦勢力以及舊官僚立憲派也不會允許其建國而危害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們聯合起來絞殺了這場革命。由此可見，“先進的中國人需要進行新的探索，為中國謀求新的出路。”
從主觀方面講，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政治上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其具體表現是：
其一、革命黨人沒有明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綱領。孫中山曾說：“本黨自成立以來，成功的次數少，失敗的次數多”，顧其原因，則是“主義不明”，“組織未備，訓練未周”。毛澤東認為：認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而同盟會反滿、反君主政體，卻放過了主要敵人，因此在清帝退位後，就失去前進的目標。他們不敢和外國資本主義進行正面鬥爭，幻想以妥協和退讓來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同情與支援，結果革命卻被外國資本主義所絞殺。他們只關注建立“共和”政權，沒有認識到必須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結果讓袁世凱篡奪了革命果實。
其二、革命派沒有形成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毛澤東對同盟會自身弱點評價如下：對民主革命一些基本問題認識模糊，對綱領看法不一，以及組織渙散等，揭曉了辛亥革命失敗的不可避免性。他說：辛亥革命應該“反對國際帝國主義”，但“當時多數黨員還沒有看清此點”，甚至對它寄與幻想，因而放過了帝國主義。它的“一班右傾的領袖們，只知道國內清朝貴族階級是敵人，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這樣又放過了封建主義。武昌起義爆發前實際上已名存實亡，沒有一個堅強的革命政黨，就不能使革命者緊密地團結起來形成堅強的戰鬥力。袁世凱能夠竊取辛亥革命果實，也與同盟會的渙散、領導成員政見不一有關。
其三、革命在後期脫離了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的農民群眾。馬克思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恰恰忽略了這一點。而他們卻利用會黨、新軍，卻不發動廣大農民，在革命的高潮時期，甚至鎮壓農民的反封建鬥爭。正如周錫瑞教授所言：“對於農民，革命除了帶來一個紳士和官僚更緊密聯合、以維護上流階級利益的新政權外，其餘一無所有。”忽視民眾力量，武裝鬥爭與群眾運動脫節，是辛亥革命失敗一重要原因。1923年11月，孫中山在一次國民黨改組的會上也曾回顧說：“吾黨歷年在國內的奮鬥，專用兵力”，屢遭失敗。“人民的心力為革命成功的基礎”。此次吾黨改組，軍事方面“要以人民的心力作基礎”，改變過去“單獨依靠兵力”的片面性。”
其四、革命黨人沒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以推翻舊政府，保衛新政權。清末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主要成份是新式學堂裡的教員、學生和海外留學生，他們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他們在社會政治活動中輕視乃至敵視農民的先天缺陷。且他們依靠的是清軍士兵和民間祕密反清會黨。武昌起義後，各地建立的民軍，大部分是由原來的舊軍和會黨改編而成，領導權也掌握在立憲派和舊官僚手裡。且孫中山先生在武裝鬥爭中，也忽視了對軍隊領導權的爭取，忽略對起義新軍的改造，特別是忽略了兵力與民眾結合，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
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辛亥革命還是有革命成果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動政府，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新的視野。開始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激勵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而更加勇敢地奮鬥。所以，辛亥革命，在中國近代歷史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國人民為改變自己命運而奮起革命的一個偉大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