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60週年作文：歌唱祖國堅強不屈的脊樑
回顧新中國成立60年的歷史，也是中國工人階級內涵不斷外延的歷史。
工人階級的最大特徵是“無產”。準確來說，這個“產”不是財產，而是生產資料。因此，我們通常在概念使用上並不嚴格區分“無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無產階級即現代工人階級”；1888年恩格斯在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加註時再次作出解釋：“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僱傭工人階級。”然而，工人階級從來就是一個歷史範疇，它的內涵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在不斷泛化的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內部分化，併產生了需要關注的困難群體。
內涵的三次外延
新中國成立初始：工人階級主要指產業工人
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按照政治和經濟雙重標準，對中國各階級進行了劃分，在新的經濟結構的基礎上構建出“四階級——階層”的社會階級階層模式，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既與工人階級密切聯絡又因特殊社會功能獨立於工人階級的管理者階層。
這時的工人階級主要指產業工人，如製造、建築、運輸等行業的勞動者，而機關事業單位、商業單位的勞動者被稱為職員。當時我國勞動統計對職工的定義是“職員和工人”，顯然把產業工人與從事腦力勞動的管理者區分開來。相應地，產業工人成立的群眾組織是工會，職員成立的群眾組織是職代會。隨著其他階級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並逐漸轉化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工人階級的隊伍日益壯大。同時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產業工人的數量急劇增長，到1956年底產業工人的人數已達4651萬。
第一次外延：幹部、職員都屬於工人階級
對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經濟結構逐漸趨向單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工人階級相對人數和絕對人數都進一步擴大。同時，社會階級階層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逐漸消失，中國只剩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兩大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階層，形成了“二階級——階層”的社會結構。
工人階級的內部構成日益豐富，管理階層不再獨立，而成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相應地，這一時期的工人階級內部階層劃分為幹部和工人兩種政治身份。“職員”的身份消失，職員與工人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商業及機關事業單位的“職代會”都改稱工會。
第二次外延：知識分子階層的定位
在如何認識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上，經歷了比較曲折的過程。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對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分析，認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個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一時期的劉少奇則更加明確，認為教員、記者、演員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僱傭勞動者”，應該包括在工人階級之內；工程師、技師等職員，都是“僱傭勞動者”，從事“腦力勞動”，“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
但是隨著中國政治思想領域逐步進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軌道，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不斷髮展。特別是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兩個基本估計”: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擴充套件(本文來自中科-軟體園，轉載請註明！)到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這段時期，在全國範圍內對知識分子實行了教育和改造的政策，並沒有將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直到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己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才真正從理論上把知識分子納入到工人階級的範疇，進一步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內涵。
第三次外延：農民工階層興起
農民工是指農民戶籍身份還未能得以轉換，而又常年或大部分時間在從事非農產業生產經營的被僱傭群體。改革開放後，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程序的加速，大量農民工開始湧現。在2003年舉行的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農民工大體可被分為兩類：一是離土離鄉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的廠礦、機關、商業、服務行業勞動；二是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在本鄉本村的鄉鎮企業或在附近城鎮的工廠、商店、機關勞動。從勞動關係上講，這兩種農民工都應該屬於工人階級。
可以說，當前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力軍”。根據近期正式公佈的資料,我國農民工總數約為2.3億人。其中外出務工人員1.2億。其中，在第二產業中,農民工佔全部從業人員的58%,其中在加工製造業中佔68%,在建築業中接近80%；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農民工佔到52%以上。加起來，二、三產業的農民工已經有8300萬之多。
當代的農民工與以往來自農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它不但是對工人階級隊伍的大量補充，也是對現有產業工人的有力衝擊；其次，與新中國成立後農民進入工人隊伍的過程不同，這次基本上是自發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資、外資、私營企業，成為典型的僱傭工人；再次，農民工享受不到城鎮國有企業工人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福利待遇，處於城市裡的社會底層。
近30年的泛化與分化
以是否擁有生產資料為一元化的階級劃分標準，從理論上為工人階級內涵泛化提供了依據。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晚年時期，已經出現了社會結構日益複雜的趨勢，分工在擴大，協作在加強，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並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相應
地，工人階級不僅包括體力勞動者，也包括腦力勞動者；不僅包括工廠工人，也包括工廠以外的在其他領域從事“協作性質”的“共同勞動”的人員；不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總之，一切從事或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勞動者都屬於工人階級。
因此，理論上對工人階級的泛化進行解讀並不難。比如，馬勒的“新工人階級”論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生產工人將愈來愈少，非生產工人即技術工人和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會愈來愈多。工人階級除了要直接生產有形的產品，還要生產無形的“生產條件”，即為生產提供技術、管理和服務等。這樣，工人階級不僅包括傳統藍領工人，還包括那些生產“生產條件”的科研人員與組織者等，稱之為“新工人階級”。
對工人階級的泛化理解，也同樣適用於改革開放30年中出現的多種新興社會結構成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步入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時期。隨著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推進和工業化、城鎮化程序的加快，包括廣大知識分子在內的我國工人階級隊伍日益壯大，大批鄉鎮企業職工、進城農民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和新興產業職
工源源不斷地加入工人階級隊伍。
根據2008年度的國家統計年鑑，2007年城鎮就業人員29350萬，其中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分別佔6424萬人、718萬人，只佔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不到1/4，其餘超過3/4的就業分佈在股份合作單位、聯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港澳臺商投資單位、外商投資單位。同時，鄉鎮企業和鄉村私營企業就業的人數分別達到15090萬、2672萬。這些就業人員絕大多數都屬於泛化工人階級的範圍。
同時，工人階級內涵的泛化，並不能掩蓋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分化，並真真切切地體現在轉型社會中的每個角落。有學者採用最經典的西方社會分層理論，以財富、權力和聲望作為綜合標準，把泛化的工人階級進一步細分為四個層次：管理者為上層，由黨政幹部、高層經營管理者、高階專業人員構成；專業技術人員為上中層，由擁有高新技術的人員、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構成；產業工人為中層，由國企、集體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的職工構成；一些特殊工人為下層，由失業下崗職工、失業工人和城市外來農民工構成。
當前工人階級的泛化與分化，還在意識上使得傳統理念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直接感受產生差距。對於改革開放中不斷湧現出來的新興階層與群體，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等，顯然難以使他們對傳統產業工人形象產生共鳴，更難讓他們承認與農民工群體屬於同一社會組分。因此，工人階級的分化，不僅體現在職業結構和經濟地位上，更體現在意識分化上，彼此間難以形成認同感，使得當前的工人階級成為“不確定”的階級。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階級價值觀念，重建工人階級“共同意識”。
關注工人階級中的困難群體
中國工人階級60年來的演變歷程，伴隨著社會價值分配格局的不斷調整、變遷，陣痛不可避免，對於當前出現的工人階級中的一些困難群體，需要格外關注。
關注一：進城農民工的權益保護與社會保障問題
在其他國家的城市化程序中，都存在著大量農民湧入城市的特定發展階段。但中國這樣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卻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其實，中國工人階級在最初形成時，其成員絕大部分就來自破產的農民。只是上個世紀60年代之後，由於我國建立起特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才人為割裂了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淵源關係。在計劃經濟時期，農民向工人的轉化主要是通過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實現的。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方式，沒有出現所謂的“農民工”現象。
在改革開放以後的社會轉軌時期，進城的農民工大批湧入產業工人隊伍，成為產業工人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時，農民向工人階級的轉化主要是通過市場的手段和方式實現的，但同時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們的戶籍身份仍然是農民，在現有的戶籍管理體制中舉步維艱，成為城鎮生活中的邊緣群體，過著候鳥式的生活。
由於身份的限制，農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農民工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低、勞動強度大的“苦、髒、累、險”行業，他們工作條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環境差，未被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像城鎮職工一樣平等地分享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據統計，目前在城市就業的約1.4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有勞動關係的只有7000多萬人。截至2008年底,全國只有2400多萬農民工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4200多萬農民工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4900多萬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500多萬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同時，他們還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學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另外，他們常常被看作城市社會的異己力量，被當作治安狀況惡化的重要因素。如何進一步打破農民進城務工的制度障礙，使得農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階級隊伍，是一個不容迴避、必須破解的難題。
關注二：國企下崗職工生活問題
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產業中從事體力、半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他們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作為我國傳統工人階級的主體，一度被稱為“老大哥”。他們曾經擁有優越的政治身份地位，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積累了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
由於歷史遺留下來的人口問題造成我國勞動力過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著隱性失業。不過改革前，國家採取了“低工資，高就業”、“三個人飯五個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業措施，把顯性的過剩勞動力轉化為隱性的過剩勞動力。上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國有企業三項制度的改革，計劃體制內的國有、集體企業的工人與企業的勞動關係逐步脫離計劃經濟的束縛，向市場化的勞動關係轉型，使得這種隱性的失業逐步顯現化。當時還不叫“下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職”，有的地方叫“廠內待業”，有的叫“放長假”、“兩不找”，等等。90年代中後期，下崗職工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開始凸顯，並且引起社
會各方面普通的廣泛關注。下崗職工問題集中在這個時期出現，是我國(本文來自中科-軟體園，轉載請註明！)經濟發展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綜合反映。從根本上說，這是前進中的問題，國企改革將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同時，在改革的利益重新調整過程中，大量的下崗、失業、為企業效益及早退休的工人成為受損最嚴重的困難群體。部分職工在改制成功的和壟斷的企業中得到實惠，但一些被淘汰的夕陽產業的工人，下崗及失業補助或退休工資水平非常低，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較低，而且年齡偏大，他們再就業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就很有限。這部分職工收入水平低，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會保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處於明顯弱勢地位，他們的生活困境已逐漸被固化，且開始形成貧困的代際傳遞。這部分職工的就業利益和勞動報酬利益沒有得到保障，與國家對工人的“欠賬”有關，需要以負歷史責任的態度對他們的生活困難問題進行關注。
我也是深愛著我的祖國，我愛杭州西湖的濃狀淡抹，黃山雲海的神奇莫測……愛祖國的大好河山，感嘆江山如此多嬌。還有龍井茶的清香，景德鎮陶瓷的天工巧奪，更愛詩經的優美、古詩的深遠。聽高山流水，看百花齊放，並體會著詩畫一體的意境。在這以人為本的國度我也深愛著我的同胞們，我愛戴著總理及為祖國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愛國者，也愛著平凡的中國人。我們團結一致、眾志成城，抗擊過非典、戰勝過雪災，5·12大地震後,我們在默哀中流淚,在廣場上齊喊:四川加油,中國加油!作為大學生的我們也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為祖國“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發展做貢獻。
當江河漁舟唱晚，當城市璀璨霓虹，當白鴿盤旋翱翔……讓我們在心底默唸：“祖國，六十歲的生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