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大多數人喜歡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徑走，抵抗力稍大，他們便想著繳械投降，正如世人所說，隨遇而安，但是若要改變這個時代，改變這個國家，我們則需要朝著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由於中外勢力的聯合鎮壓，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中國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隨著民族危機的進一步加深，一批有為分子便率先發動了公車上書，雖然因為打擊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好景不長便被鎮壓下去了，但這卻點燃了中華兒女改變時代與國家的信心。最終，1949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這一過程中，如果中華兒女不是朝著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而是仰人鼻息，自甘墮落，又怎麼會有今天呢？
蕭伯納說：“聰明的人應該懂得改變自己以適應環境，只有那些不怎麼聰明的人才會去改變環境以適應自己，但歷史是後一種人創造的。”同樣是戰火紛飛的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兼併戰爭不斷，長沮、桀溺與孔子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一日，長沮、桀溺二人在鄉下種田，孔子讓子路去向他們問路，他們聽到是孔子，就告訴子路說：“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他們看天下無道就躲起來，逃避世道，退隱躬耕，過著在他人看來安逸的生活，是朝著抵抗力最低的路徑走；然而，孔子卻朝著抵抗力最高的路徑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改良社會風氣，需要每一個人的共同努力，而長沮、桀溺卻南轅北轍，選擇了逃避世道。
中國共產黨能夠成功的原因，難道不正是因為它們沒有被當時的混亂所屈服，選擇了朝著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嗎？朱光潛說：“人之所以可貴，就在他不像豬豚，被飼而肥；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他能不為最大的抵抗力所屈服。”
貝多芬在雙耳失聰的情況下，依然譜寫了無數不凡的樂章。他寫下的“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早已成為了世人置於座右的警語。在外人看來，他的身體缺陷正如“酷刑”一般，時時刻刻折磨著他，但他自己卻把這缺陷變為了動力，朝著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無數個夜晚，他輾轉難眠，思考著樂譜上的腳印；無數個夜晚他挑燈夜戰，譜寫著動聽的音符，終於，他譜寫了那流傳千古的樂章——《命運交響曲》。
如果不幸，你一腳邁入了地獄，那麼，你便從此擁有了把地獄變成天堂的機會。那些做出一番偉業的人，歷史證明，他們無一不是朝著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的人。